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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美智库：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参考消息网9月1日报道 路透社8月30日称，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生产率增长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变为负值，这凸显出近来为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进行种种改革的不足之处。

这就是说，尽管人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成本急剧上涨，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般的中国企业所获得的投资回报反而减少了。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典型迹象，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曾面临这个问题。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简称世企研)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报告的作者伍晓鹰说：“研究有力地暗示，过度建设、产能过剩以及效率低下的国企‘进入’民营产业市场，已愈发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自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愈发依赖国家引导的投资。在此同时，中国政府倾向于采用渐进手法，对国企巨头及他们所依赖的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未能带来彻底的改变。

与路透社共享的该研究报告使用了新方法论来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指标衡量经济的长期动态，检测一国总产出与全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等)之比。

该研究称，此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预估值夸大了过去的表现，包括夸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实际增速转为负值，从2001-2007年的均值3.3%下滑至2007-2012年的-0.9%。这标志着自1971-1977年以来，生产率首次对增长构成拖累。

世企研表示，尚未发现2012年阻碍生产率增长的任何要素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其他基于官方数据的研究显示，生产率即便没有转负也已放缓增长。摩根大通分析师朱海斌27日在研究报告中采用另一套指标，亦显示中国生产率增速已放缓。他表示，令人惊讶的是，潜在增速下滑似乎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减少——从2008年的3.2个百分点降至2013年的1.1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生产率下降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8月29日消息，根据一项最新研究，中国劳动生产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显示中国通过改革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十分艰难。

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劳动力、能源、信贷和土地等成本急剧上升，中国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反而在下降。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巴西、马来西亚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初期快速发展之后也陷入了这种状态。

报告作者、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写到：“研究强烈表明，建设过度、产能过剩和效率较低的国企进入私人部门市场对中国增长日益形成拖累。”

2008-09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与此同时，打破国企垄断和针对金融市场的改革并未取得太大进展。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报告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衡量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等所有要素投入所实现的产出。

研究指出，以往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夸大了过去的表现，包括夸大GDP增长。研究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际的全要素生产率转为负增长，从2001-2007年3.3%的平均值变为2007-2012年的-0.9%。

这一时期为1971-77年以来首次劳动生产率成为增长的拖累。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指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截止到2012年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任何因素近期有改进迹象。

其他依据官方数据所做的研究显示劳动生产率虽然没有负增长，但已大幅下降。摩根大通(59.45, 0.29, 0.49%)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周三一份报告中指出：“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潜在增速的下降似乎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的结果，从2008年的3.2%下降至2013年的1.1%。”

经济学家表示，过去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两位数增长的优势基本已经消失。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公开表示同意。

比如说，2011年中国工人的实际月薪达到495美元，远远高于菲律宾、印尼和印度。

此前还有学术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依赖低成本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增长。

问题在于，经济增长自然会提高薪资水平，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呈递减趋势，意味着产生同等数量的增长需要追加越来越多的投资。

当一国经济来到关键点，必须放弃依赖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的简单增长模式，转而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只有少数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成功地跨过了刘易斯拐点。

根据德银经济学家Torsten Slok的分析，过去5年中国平均工资稳步上升，目前已经达到美国平均水平的1/5，而10年前仅为美国的4%。

尽管依然比美国低很多，但劳动力只是生产总成本的一部分，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几乎完全被其他成本所抵消，尤其是能源。据估算，中国的能源成本是美国的4倍。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另一个重大效率问题，即2009年四万亿刺激方案所造成的产能过剩。

虽然刺激政策避免了一场危机，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对中国的竞争力造成了长期的损害，尤其是助长了国内企业过度依赖信贷维持运转的商业文化，而不是想办法改善成本结构或提升产品吸引力。

刺激政策还支撑了一些资产回报率远远低于私人企业的国有企业，让此前推动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改革开了倒车。

许多国有企业的糟糕业绩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创造性破坏”过程造成大量失业。

比如，某家大型国有航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一名员工表示，她所在的公司被要求收购较小的、业绩较差的航空公司，进行行业整合，但又不允许裁撤冗余人员。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国有部门的整合只是发生在纸面上，没有带来效率的提升。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一直很难强迫地方政府真正关停过剩的工厂。8月份工信部不得不发布紧急限令，命令官员停止上马新的水泥和玻璃产能，虽然这些行业早就已经产能过剩。

中央政府非常清楚这一挑战，最近几个月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包括允许私人资本参股国企、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利率自由化，但现在还很难断定最终成效如何。

伍晓鹰表示：“我没觉得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启动，但旧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头了。”(松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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