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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金融将拖累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期中国经济出现波动的一些征兆，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一些机构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忧虑；国内对于经济走势，也多有分歧与讨论。国家领导层在坚持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判断的同时，对当前的挑战与困境也有客观的分析。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

本世纪初，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用于描述全球众多经济体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段内一直处于中等收入状态的现象。进入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举步维艰的国家为数众多，原因各种各样，其中在中国舆论讨论中最多提及的是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人们也常常拿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房地产等状况与“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的日本相类比。上世纪后期的日本与拉美国家的情况迥异，但并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经济与它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类似的现象。这提示我们，既要注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之处，也要更为细致和全面地辨析其中的不同之处，包括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不同国家的区别，以更好地对症下药。

关于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此前中国的成本优势与劳动力红利逐渐减少。在这一判断基础上，有两个影响广泛的应对思路，一是原有的制造业优势因为成本提升而大幅削弱，需要产业转型乃至推动“去工业化”进程，积极地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等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二是帮助企业控制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合同法提出质疑，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诉求日益强烈。

近年来，企业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等举措，的确是企业成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做更为开阔的讨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较低是否中国经济增长在劳动力方面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以往的研究中，阿玛蒂亚·森、阿瑞吉等学者已经指出，中国在教育普及、卫生健康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拥有较好劳动技能素养和学习能力的、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从而为劳动率的提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有相对较好的受教育程度与技能基础，有必要全面看待劳动力领域的变化，不必要过于悲观，尤其不必因此轻易做出“去工业化”的方向性判断，而需要重视中国在劳动生产率提升方面仍然存在的优势，继续将工业领域的升级与革新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根基。

另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目前企业成本提高有较多原因，劳动力成本提升是否最需要强调的方面？无论是工人工资和福利等方面的提高，还是企业成本的提升，都与近年来城镇房地产领域的巨大变化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房租与物价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攀升而不断上涨，人们在城镇生活的成本有较大提高，这一趋势成为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不提高工资，事实上很难招募到比较优秀的人才。房地产价格的攀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用地等方面的成本。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矛盾还在于，地产金融等领域的活跃与投机利润，诱使工业企业将投资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地产金融等领域，一方面进一步助长地产金融领域的泡沫，另一方面日益严重地挤占了工业领域的投资。

从劳动力领域的变化来看，核心问题不在于劳动力成本的升降，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地产金融领域的急速膨胀与工业生产领域的日益乏力之间的落差的一个反映。这一落差的存在与日益扩大，是经济刺激政策所提供的资源大量进入到地产金融领域的重要基础，“四万亿”等经济刺激政策，在主观上希望集中推动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发展，但事实上相当程度地被分流到地产金融领域，成为地产价格飙升的催化剂，从而往往表现为经济增长对金融活跃度的高度依赖。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地产金融领域话语权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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